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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飞机厂

2014-08-22 02:11:14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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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飞机厂

——原垒允飞机厂戚少俊先生访谈录

/谭立威

200712月底,我跟随致力于滇缅抗战史研究多年的好友戈叔亚先生,以及云南保山电视台的摄制组,赴云南瑞丽、缅甸南坎等地采访。在瑞丽当地的好朋友赵胤宏和钟泽能先生的帮助下,我们对抗战期间曾在瑞丽垒允(现称雷允)地区存在过不到四年时间的垒允飞机厂进行了实地采访和田野调查。戈叔亚先生与我合作撰写的此次采访记发表在2008年第9期《航空知识》杂志上,题为《寻找梦想的边疆》。

那次边疆行之后,时光荏苒,岁月蹉跎。然而,垒允厂那些隐匿在西南边陲亚热带丛林里的断壁残垣,仍会不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我非常希望能够进一步探究这个被世人和历史遗忘的飞机厂曾经的过往,却一直苦于掌握的资料有限,时隔七十余载,如今可供追踪的线索可谓寥寥。

所幸的是,距上次赴云南采访六年之后,201312月,在原中央飞机制造厂职工、“两航起义”组织者之一的胡理昌先生的女儿胡飞霞女士,以及中国民航博物馆刘金龙先生的帮助下,我有幸在北京见到了当年曾经在垒允飞机厂工作过的戚少俊先生。

201312月到20141月,我先后三次去戚少俊先生家中采访了他。值得一提的是,戚老的家距离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飞机场——南苑机场非常近,每次去都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

辗转赴垒允

中美合资的中央飞机制造厂(英文缩写CAMCO)创建于1933年,战争爆发后逐渐内迁,先后主要经历了杭州、汉口和垒允三个阶段。1938年底,该厂搬迁到与缅甸一江之隔的云南垒允后,工厂规模扩大,机构和人员都进一步扩充,从昆明招收了不少来自东南沿海地区的青年工人和学生(云南当地称之为下江人),职工人数在最鼎盛时达到上千人,戚少俊先生就是在这一时期加入了垒允厂。

笔者:戚老,您是哪一年进的垒允厂?

戚少俊:1939年。我是1920年生的,江苏常州人。我本来在上海学徒,那时上海有一个中国铅笔制造厂,我是中国铅笔制造厂制造铅芯的制芯部负责人,那时我才十四岁。我在那里非常开心,那个环境对我非常好,我出生以后第一次得到这么满意的环境。可是家里人看到我身上都是笔铅,手上也是黑的,脸上也是黑的,不愿意了,就把我弄走。我有个哥哥也在上海,把我弄到上海的大新公司(上海一家著名的百货公司——笔者注)去学徒。

我在大新公司干了两年。那是个十层楼的建筑物,挺大的一个公司,都是卖东西的。我们进去当练习生,实际上就是学徒。售货员卖了东西,就打铃,一打铃我们就去拿了东西和钱,送到收银台,交钱、包货,完了又拿给客人。就是干这个事儿,多没意思啊,实在是无聊。

我在上海有个姑妈,她一个房客的女婿在垒允厂会计课。当时房客的女儿要生孩子了,有一批东西,什么奶粉啊、小孩儿衣服啊,一大堆,没有人给送去,当地也没有什么卖的。我姑妈说,“叫我侄子给送去。他在大新公司也没意思,叫他去。”她给了我300块钱做路费。

那时候到云南去可不容易啊。我坐轮船经过香港,到越南海防,再从滇越铁路乘火车去昆明。到了开远,下雨把铁路的路基冲坏了,修好可不容易,要待半个月。开远是个小地方,这么多人待在那儿也没辙了。我们同伴里有个中学生,在路上遇到我们常州的运动员金冲康,他在开远中学教体育。金冲康就领着我们几个到他们学校去,用两张长的椅子拼成床。

等铁路修好了,我们才乘车去昆明。我没钱了,同行的有个女的,带着女儿去找她丈夫,滇缅铁路上的工程师王沛承,我就跟着她,帮她拎一个箱子,她供我吃饭。

到了昆明,我找到那个房客的女儿,把东西给了她。她丈夫叫周思敏,是垒允厂会计课的。那时厂里需要的人很多,她领我去垒允厂在昆明的办事处办了入厂手续,从那个地方就入厂了。

那个时候,大部分的家属都在昆明,垒允的家属宿舍还没有造好。我就住在她那里,几天之后,昆明办事处有卡车去垒允,就把我们送去了。

在垒允的工作

中央飞机制造厂的组织结构完全按照美国飞机厂的形式,管理上层次少,职责分明。生产部门包括机工车间、机身车间、机翼车间、焊接车间、装配车间等。一个车间往往还包括几种不同的生产内容。例如戚少俊先生所在的焊接车间不仅负责全厂飞机结构的焊接,还负责金属零件的热处理。

笔者:戚老,您在垒允厂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戚少俊:焊工,那时候都是气焊。进厂后我分在焊接车间学徒,当时有规定,学徒入厂后要先在工具间管六个月的工具,发放工具,顺便还要干一项工作,记工卡。工卡要写英文的,这可难了,后来我就找出来老工卡,老工卡怎么写就照着写,因为字母我都认识。

那时候每个车间的领班都是美国人,副领班是中国人。焊接车间的美国领班是苏伯尔(Sobel),中国领班是金超。苏伯尔是挪威人,小个儿,我们都是他教的。

苏伯尔给全车间的学徒办了一个气焊训练班,每天焊两个钟点,他亲自教,你焊的不好他要说你。先是0.50.5,两个钟点都焊这个,然后0.51个米厘,一个厚一个薄,难度就比较大了,最后2个米厘对2个米厘。这样训练了两个月。

我在工具间管发工具,每天焊接训练的时候抽出去学。两个月训练完了以后,我管工具还没到六个月,因为会焊了,就叫我干活了,飞机尾部不重要的零件就让我焊了。

我在垒允厂的时候制造的是霍克Ⅲ战斗机,那种飞机是双翼的,钢管结构,外面的蒙皮是布或者丝绸的。造了30架霍克Ⅲ,后来日本人来轰炸,就停产了。我们是制造飞机的,没有修飞机,修理飞机是另外的单位。

我印象里,厂房有几十米长,五六米宽,房子很高,都是铁结构的。厂房是平行的两栋,中间是空地,端头有个小房子,把两栋厂房连在一起,那是工具间。工具间的对面是生产课,管生产的。

厂房第一栋顶头的是我们焊接车间,包括热处理、电镀、喷砂。从我们车间过去,就是机身车间,再过去就是装配车间了。第二栋第一个是机工车间,那时胡理昌就在那个车间。机工车间过去,就是机翼车间,再过去是钣金车间。

这两个大厂房是主要建筑,此外还有一些小的建筑物,辅助车间都在那些小的房子里。

日常的生活

垒允地处中缅边境,属于亚热带地区,居民以傣族(缅甸称为掸人,当时汉人称之为白夷人)、景颇族(缅甸称为克钦人,当时汉人称之为山头人)为主。当年垒允地区流通的货币是缅甸卢比,而不是中国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

中央飞机制造厂在垒允建厂后,盖起了职工宿舍,还兴办了子弟小学和职工医院。到19401026日垒允遭到日军轰炸前,厂方为职工和家属进行过两次较大规模的疾病防治工作,一次是所谓的“黑水病”,另一次是鼠疫。

笔者:戚老,那时在垒允的生活如何?

戚少俊:那时候我们有两种工资,一种是卢比,不多,大概十块左右,反正也够我们花的。那个地方春夏秋冬分不开的,冬天也不冷,也没什么买衣裳。买花生啊、菠萝啊,都是一两个铜板的问题,所以根本花不光。那时我们吃饭吃的很好,每天都是两荤两素。还有一种是国币,当时我有个姐姐在重庆,国币的工资我就叫她在重庆领了,卢比我在垒允用。

我们焊工有专门焊工的工作服,袖子都是小的,比较厚,火星儿爆上去也不会烧。

当地的老百姓叫白夷人,住在附近的村子里面,我们有时候去玩去。他们住的都是竹头的房子,屋顶是草的,那种竹楼下面养牲口,上面住人。

那个时候,垒允很多单身汉,全厂就四个女的,还都在会计课。工厂里的工人那么多男的,都到了结婚年龄,所以就发展到白夷村去搞对象了,那时候非常浪漫的。

我们单身汉住的宿舍分两个时期。一开始是在厂房前面,一大片的空地上,用竹头盖起来的。当地少数民族住的都是两层的,我们住的是一层的,很大很大的,一栋可以住六十几个人,一共是八栋,我去了刚好住在第一栋,挨着工厂比较近。职员住的是很简单的木结构的房子,美国的高级职员住在江边的六栋房子里。

后来到什么时候改变了呢?闹鼠疫。闹鼠疫可不得了啊,把我们吓坏了,怎么办呢?我们的东西都拿去消毒,人都要洗澡,加了药水给我们洗澡,冲来冲去的,出来之后我们就到另外的地方去了。挨着工厂有个小山坡,我们就住在小山坡上的子弟学校里,学校也停课了,那里离厂区不远,很近的。

有些人住在那里很久,我住的时间不太久。我记得我和蔡曾鉴在小山坡上,我们俩人说话,他说帮我搬家,搬到他们那儿去住。就在厂区附近的山坡里面,有很多栋房子,都是茅竹盖起来的小房子,一个房子可以住七八个人。一栋一栋分开的,不像以前集中在一起。

“黑水病”一得上都是没救的了,不过在我们工厂里有药。我们有自己的医院,医生是美国人,护士是中国人。

垒允被炸之后

19401026日,星期六,日军轰炸机群对垒允飞机厂实施了轰炸。不知什么原因,几位当年在垒允厂工作过的老人在回忆录里都把19401026日误记为星期日,不过在当时垒允厂美方总经理鲍雷的女秘书玛米·波里特(Mamie Porritt)从垒允寄出的信上,明确提到轰炸当天是星期六。

这次轰炸给垒允厂职工和家属造成了一定的伤亡,职工宿舍区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然而生产区的破坏并不很严重。但是,轰炸带来的心理恐惧是震撼性的。轰炸过后,为了防止日军再来轰炸造成更大的伤亡,厂方宣布暂时停工,美方人员都疏散到缅甸境内,中方职工、家属不是疏散到缅甸南坎、班坎,就是搬到了弄岛以及厂区外围的傣家村寨。中央飞机制造厂在搬迁到垒允不到两年之后,再一次陷入瘫痪状态,从此一蹶不振。

笔者:戚老,给我们讲讲日本人轰炸之后垒允厂的情况吧。

戚少俊:日本人轰炸主要炸的是生活区。轰炸后,厂里就停产了,职工都疏散了,原来的宿舍不住了,都分散住在各个地区,见面很少。我住在弄岛,那儿有两栋房子,房子是当地人的,原来是干嘛的我们也不知道,空着的。木结构的楼房,梯子就在端头,楼下是柱子,没有墙,我们就在下面做饭,上面住人。有五六户的家属都住在里面,门口住了我们四个男的,都是单身的,有叶树森、我、蔡曾鉴。

后来从弄岛就搬到江边美国高级职员住的房子去了,为什么要搬到那儿去呢?因为蔡曾鉴他们把全厂的工具都搬到江边去了。江边有六栋房子,原来都是美国高级职员的,第一栋房子是厂长亨特(Hunter)的。那个房子是木结构的,一层的,房子很好,六栋都是一个样,在江边上,过江就是缅甸了。把全厂的工具都送到那儿去,保存起来,万一复工就可以用了。

那里离厂区比较远,美国人的俱乐部在一个小山坡上,山坡下来是医院,医院到工厂还有一段,路比较远。美国人有汽车,他们来回都是汽车开着,到工厂、到家都有汽车的。

我们搬去的时候,美国人都搬到缅甸去了,把工具就搬到那六栋房子里面,五栋房子全是摆工具,我们那栋房子呢,住魏应鹏的一家人,包括我还有蔡曾鉴,我们就住在那儿了。

蔡曾鉴是崇明岛人,比我大四岁,他是工具间的第二把手,第一把手是魏应鹏,福建人。我跟蔡曾鉴就住在亨特的住房,魏应鹏特别照顾他,因为蔡曾鉴是机工车间的头头陈家臣的弟弟,工具间也是属于机工车间管的。我就问了,为什么哥哥叫陈家臣,弟弟叫蔡曾鉴呢?他说他高中没有毕业就去考大学了,拿的陈家臣的中学文凭,后来就改叫陈家臣了。

在那里住了大概一年多,后来恢复生产了,我就从那个房子搬出来,回到工厂里去了。那时有家属的职员住A ClassA区),B ClassB区)住的是单身的职工,我就住在那儿了。

B Class原来预备是职员住的,不是给工人住的,木结构的房子,挨着厂比较近,不过比原来单身工人住的那八栋房子离厂又要远一点儿。那个时候很乱,我们住在B Class里面,住了大概几个月,一个房间住两个人,我和蔡曾鉴住在一个房间里。

从垒允撤退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战争形势愈发严峻。1942年初,日军在缅甸发动攻势,应英国政府之邀,中国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然而由于盟军战事失利,日军在缅甸一路攻城略地,迅速逼近中缅边境,在此形势下,中央飞机制造厂于19424月至5月间陆续将家属、职工从垒允撤走。垒允厂职工、家属在撤退到云南保山时,再次遭到日军轰炸,伤亡惨重。

苦心经营数载的垒允厂在撤退时被迫付之一炬,一代航空人“航空救国”的梦想最终梦断南疆。曾经盛极一时的中央飞机制造厂,自此被遗忘在垒允的那片亚热带丛林之中。

笔者:戚老,后来从垒允撤退的时候,您是怎么去的昆明?

戚少俊:当时,工厂里面确定战场的形势很坏,现在要采取行动了。厂里面把三十几辆卡车全集中起来,把家属先送走。有人押车的,跟我住一个房间的蔡曾鉴就押车走了。

到最后要撤退了,厂里面下了个命令,十七个人一组去领路费,领了之后发给每一个人,我记得发给我300块。这300块钱一拿到手,就各奔前程,都散了。我就跟钣金车间的张学文,两个人一起。当时都是在滇缅公路上步行,我们俩走得最慢了。张学文说,“咱们两个人拉着手,走得慢一些,再慢也不怕,咱们别再分开了。”

我过惠通桥的时候,还是正常的,不过人很多,挤得密密麻麻的。日本人轰炸保山的时候,我们离保山还有两里路,看到日本人的飞机扔炸弹。走得快的人都到了保山,保山是个大地方,大家都住到保山去了,我们车间死了两个人在里面,我都看见了。

我们后来搭上了英国人从缅甸撤退下来的军车,那时都快要到了,我们在车上待了两天多就到了。那时无所谓吃饭,就是要饭。我记得最清楚的,我们两个人坐在英国人的车上,他们吃饭也不给我们吃,后来张学文去要了半缸子黄豆,我们两个人吃了就一直到昆明了。

到了昆明,最后到办事处又去领了一笔钱,那笔钱大概至少在六百块以上。那是最后一次领的钱。昆明附近有个地方叫马街子,有很多资源委员会的工厂,有个电工二厂,张学文去找的路,我就也去了。我在那里干了三天,张学文病得厉害,我们就搬出来了。

不久张学文病死了,我们厂的办事处还在昆明,办事处的工作要结束了,最后有一辆车到广西,我就搭上那个车从昆明到了桂林。在桂林进了第四飞机制造厂,那时制造滑翔机。后来中国航空公司在各个城市里招工,我和叶树森去报名,一听说我们是中央飞机厂出来的,马上就录取了。后来我就从桂林去了印度。

(特别感谢张必俊先生和胡飞霞女士夫妇,李二德先生和季兰香女士夫妇,以及刘金龙先生对此次采访给予的大力帮助。)

原文发表在2014年第9期《航空知识》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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